Writing after the choice has been made.
Sensitive to what remains, tenacious in where I stand.

我最早写诗，是因为情感过于强烈：爱、分离，以及明知会痛却仍然作出的选择。那时，诗歌像是一种必要的出口，帮助我为经验提供重量，也为痛苦找到成立的方式。强烈的情感与高昂的代价，曾经为我的生命和写作赋予意义。

近几年，我逐渐意识到，这样的意义不再是我所需要的。我并非不再追问意义，而是不再把意义寄托在尚未到来的未来，或交付给必须以极端经验来换取的时刻。我不再依赖爱情、痛苦或不可逆的代价来确认生命的深度。这一转向同样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式：现在的诗，更多发生在判断已经完成之后——关系走到尽头，选择已经承担，不再需要解释或辩护。写作不再是为了说服自己，而成为一种回应——在生活已经继续、世界已经展开之时，依然站得住的位置。

这种变化也意味着价值观的转向。意义不再通过强度或损耗被加重，而是在日常的持续中逐渐显形。对我而言，日常并非虚无的退让，而是经验得以被承受、被确认的所在。诗歌因此不再承担加冕或证明的功能，而是回到已经发生、并且可以承担的现实之中。

在语言上，我刻意降低情绪的显性强度，减少对宏大意义和强烈隐喻的依赖。意象不再承担象征或安慰的功能，而只是作为已经发生之事存在；情绪仍然在场，但不再主导诗的走向。对我来说，诗歌更像是一种站位：在不再需要为爱或痛苦赋予意义之后，仍然与日常、时间和世界保持联系。